声明：本故事来源《大公报》战地报道、《河南灾情实况》，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，请理性阅读。
六十年后,我奶奶临终前拉着我的手,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以释怀的话:"娃啊,你记住,饿死人的时候,人就不是人了。"
那是2003年的冬天,豫东平原上刮着干冷的北风,和六十一年前那个冬天一模一样。奶奶已经八十七岁,瘦得像一把干柴,但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她一辈子都不敢回头看的1942年。
我叫福生,是奶奶唯一活下来的孙子。这个名字是奶奶起的,她说:"叫福生,有福,能活。"小时候我不懂这名字的分量,直到那天,奶奶终于把那段她藏了一辈子的往事,像剥洋葱一样,一层一层揭给我看。
1942年,我奶奶叫秀兰,十六岁,在柳集镇是出了名的俊姑娘。那年开春,老天爷就没给过好脸色。麦子刚抽穗,一场倒春寒冻死了大半;好不容易熬到夏天,又是四十多天滴雨未下。庄稼地里的苗子,跟人一样,渴得奄奄一息。
秀兰的爹叫李老栓,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种了一辈子地,从没见过这样的年景。他天天蹲在地头,看着干裂的土地发呆,嘴里念叨着:"老天爷啊,你睁睁眼吧。"
可老天爷不光没睁眼,还雪上加霜——蝗虫来了。
那天下午,秀兰正在家里纺线,忽然听见外头一阵嗡嗡声,像刮风,又像打雷。她跑出去一看,整个天都黑了。不是乌云,是蝗虫,铺天盖地的蝗虫,像一床巨大的黑被子盖在了头顶。
蝗虫落下来的时候,秀兰听见她爹发出了一声从未有过的嚎叫。那些虫子落在庄稼上,落在树上,落在房顶上,连人身上都爬满了。等它们飞走,地里就跟刮了一场火一样,什么都没了。
李老栓在地头跪了整整一夜。
接下来的日子,像是在数着日头过鬼门关。家里的粮食,原本还能撑到年底,可村里已经有人开始饿死了。镇上的粮价一天一个样,上午还是一块大洋一斗,下午就涨到两块。
秀兰娘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——棉被、铁锅、老母鸡,最后连秀兰的嫁妆箱子都抬了出去。换回来的粮食,省着吃,也只够一家五口撑半个月。
"先紧着孩子。"秀兰娘说。她和李老栓开始只喝稀汤,把干的留给三个孩子。
可孩子也饿啊。秀兰的弟弟栓子才八岁,饿得整天哭,后来连哭的力气都没了,就那么躺着,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房梁。
十月的时候,秀兰娘病倒了。其实不是病,是饿的,饿得浑身浮肿,肚子涨得像怀了孩子,腿上一按一个坑,半天弹不回来。
李老栓急了,抱着最后一点希望,去县城想找个活干。可县城更惨——街上到处躺着饿死的人,苍蝇嗡嗡地围着尸体转,却没人有力气去收尸。
他灰着脸回来,对秀兰说了一句话,这句话让秀兰愣在了原地。
"闺女,爹对不起你。"
秀兰不是不明白爹的意思。村里已经有姑娘被换出去了,一斗米,或者两斗,就能换走一个黄花大闺女。那些姑娘被领走的时候,有的哭得死去活来,有的一声不吭,眼睛里空洞洞的,像已经死了一样。
"爹,我不怪你。"秀兰说这话的时候,声音平静得连她自己都吃惊。
她不是认命,她是心疼。心疼娘躺在那里喘不上气,心疼弟弟妹妹饿得皮包骨头,心疼爹一夜之间白了头发。她想,只要能换几斗米,让家里人活下去,她就是死,也值了。
可李老栓最后没舍得。他宁愿自己去死,也不肯把闺女卖了。
十一月初三,秀兰娘咽了气。死的时候,她拉着秀兰的手,说:"闺女,往后你就是这个家的娘了,你要撑住。"
秀兰没哭。那时候她已经哭不出来了,泪水需要力气,需要水分,她一样都没有。
埋秀兰娘那天,连口棺材都没有。李老栓用草席把老伴卷了,就埋在村后的坟地里。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,说:"老婆子,你先走一步,等我把孩子安顿好,就来找你。"
可老天爷不给他安顿孩子的机会。
十一月二十,栓子也没了。这孩子走的时候特别安静,就像睡着了一样。秀兰给他擦脸的时候,发现他的嘴角好像在笑,不知道是不是在梦里,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。
李老栓埋了儿子,回来就病倒了。不是身体的病,是心病,是绝望。他躺在床上,眼睛盯着房梁,一句话也不说,就那么盯着,盯了三天三夜。
第四天早上,秀兰醒来,发现爹不见了。
她疯了一样满村找,最后在村后的老井边找到了他。井边的土冻得邦硬,李老栓就躺在井边,身子已经凉透了。他没有跳井,他是爬过去的,爬到一半,力气用尽,就那么趴在那里,再也没起来。
秀兰抱着爹的尸体,终于哭了出来。那哭声,在寒风里飘出去很远很远,惊起了几只乌鸦,却没惊动任何一个活人——村子里已经没几个活人了。
埋了爹,家里就剩秀兰和妹妹翠儿两个人。翠儿才十一岁,饿得跟个纸片人似的,风一吹就倒。
秀兰知道,再这样下去,她们也活不了几天。
那天晚上,她做了一个决定。
第二天一早,她带着翠儿,踏上了逃荒的路。
从柳集到郑州,再从郑州往西,她们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逃荒队伍。那队伍绵延几十里,像一条灰色的长龙,在干枯的大地上缓缓蠕动。
路上,秀兰看见了人世间最惨的景象。
有饿极了的人,在路边剥树皮吃,把树皮煮了又煮,煮成黏糊糊的一团,闭着眼睛往嘴里送。有人吃观音土,吃下去肚子涨得像球,却拉不出来,活活胀死。还有更可怕的——有人开始吃人。
秀兰第一次见到"人市"是在洛阳城外。那是个破庙,庙门口挂着一块木牌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"卖人"两个字。
庙里蹲着一群人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都低着头,等着被挑。买主来了,像挑牲口一样,捏捏胳膊,看看牙口,然后扔下几块钱或几斤粮食,把人领走。
秀兰听到旁边有人在议论:"现在的行情,年轻姑娘能换一斗米,小孩值半斗,老人不值钱,没人要。"
她拉着翠儿,低头快步走过,生怕被人盯上。
可她们没走多远,翠儿就走不动了。小姑娘一头栽倒在地上,嘴唇干裂出血,两只眼睛半睁着,已经没了神。
"翠儿!翠儿!"秀兰抱起妹妹,声嘶力竭地喊。可翠儿已经听不见了,她的身子软软的,轻飘飘的,像一片落叶。
秀兰跪在路边,抱着妹妹的尸体,哭得昏天黑地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,爹死了,娘死了,弟弟死了,妹妹也死了,就剩她一个人,孤零零地活在这人间地狱里。
她想死,可她又不甘心。她答应过娘,要撑住,要活下去。
她用手刨了一个浅坑,把翠儿埋了。没有坟头,没有记号,她甚至不记得那是个什么地方。多年以后,她无数次梦见翠儿站在路边,问她:"姐,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？"
埋了翠儿,秀兰继续往西走。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只知道往西走,往西走,或许能活。
路上,她遇见了一个人。
那人叫王德贵,是个逃兵,原本是国军的伙夫,部队被打散后,他也成了逃荒的人。他比秀兰大十岁,生得五大三粗,一脸胡茬子,看着有些吓人,可他没害秀兰,反而把自己仅有的一块杂面馍分给了她一半。
"跟着我走吧,人多有个照应。"王德贵说。
秀兰看着他,沉默了很久,然后点了点头。
她不是喜欢他,她是活不下去了。跟着一个男人,至少能有口吃的,至少不会被别人抢走。
他们就这样搭伙上了路。
那年腊月,他们走到了陕西潼关。在那里,他们遇上了一户好心人,收留他们住了半个月。那户人家姓张,是开粮铺的,虽然自己也不宽裕,可还是给他们腾出一间柴房,每天给口稀粥喝。
"留下来吧,这里比河南强。"张老板说。
秀兰和王德贵就留了下来。王德贵给张老板扛活,秀兰帮张太太洗衣做饭。第二年开春,他们成了亲,没有婚礼,没有嫁妆,就拜了天地,算是夫妻。
日子就这样过了下来。
1945年,抗战胜利了。1949年,解放军来了。秀兰和王德贵生了三个孩子,老大叫新民,老二叫新国,老三是个女儿,叫新兰。
秀兰从不跟孩子们讲1942年的事。她把那段记忆锁在心底最深处,锁了整整六十年,从不打开。
可那锁终究没能锁住。每年到了冬天,她就失眠,就做噩梦,梦见栓子在床上躺着,梦见翠儿在路边站着,梦见爹趴在井边,梦见娘拉着她的手说:"闺女,你要撑住。"
2003年那个冬天,秀兰知道自己要走了。她把孙子叫到床边,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,讲起了那段往事。
她讲到卖女换米,讲到人吃人,讲到那个叫"两脚羊"的可怕词汇——那是饿疯了的人对同类的称呼,好像叫成了"羊",吃起来就没那么心慌了。
"奶奶,那您是怎么熬过来的？"我问她。
她沉默了很久,终于开口:"不是我命硬,是老天爷让我替他们活着。你爷爷走了,你爹也走了,就剩你了。你要记住,好好活,好好吃饭,一辈子都别忘了粮食的金贵。"
那天晚上,奶奶走了,走得很安详。我给她穿寿衣的时候,发现她的脚踝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,那是当年逃荒时冻伤留下的,跟了她一辈子。
我想,那道疤,就是1942年烙在她身上的印记。不光是皮肉的印记,更是灵魂的印记。
后来我查过资料,才知道1942年那场大饥荒有多惨烈。河南三千万人口,饿死的、病死的、逃亡的,加起来超过三百万。那一年,河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,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。
可奇怪的是,这段历史却很少有人提起。那些死去的人,像尘埃一样,消失在岁月的风里,无声无息。
我写下这篇文章,不是为了揭开谁的伤疤,而是为了记住。记住那些像我奶奶一样活下来的人,更要记住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。他们是我们的亲人,是我们的同胞,是不该被遗忘的生命。
有人说,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。那么,铭记历史,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。
写到这里,窗外又起风了。北风呼呼地刮,和八十多年前那个冬天一样。
我起身,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,又盛了一碗米饭。
吃饭的时候,我忽然想起奶奶常说的一句话:"一粒米,七斤四两力。"
这话,我要记一辈子。也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你,能记一辈子。
如果你家里也有老人经历过那个年代,不妨在他们还能讲的时候,听一听他们的故事。那些故事或许很苦,或许很痛,可那是我们民族的记忆,不该随风而去。
你愿意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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